《天山南北好地方》是碧野的一本游记，32开软精装本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年9月初版，当年11月二印。作者描写新疆壮丽的自然景色、建设发展新貌、各族人民幸福多彩的生活，以及军民间的血肉关系，自是上好文字。而黄胄所作的封面和十四幅插图，却更让我娱目醒心。
或谓黄胄有“两绝”：曰画新疆姑娘，曰画可爱的毛驴儿。倘从辨识率角度看，这固然也是对的。但透过他的这些插图，我却又突然悟到，黄胄真正的绝招，或者正是他过人的速写功夫；也不妨说，将毛笔速写技法引进至国画创作之中，乃是他成为“这一个”的“鲜招儿”，俗云“一招鲜，吃遍天”，原来不错。
速写是他截取生活精彩瞬间的本能
黄胄艺术生涯的起步即速写，速写的“快”、“真”、“准”让他有能力将生活的“精彩瞬间”钉在纸页上。近日读王立道、黄伊的《画家黄胄》，由此知道，黄胄本名梁淦堂，小名老傻，出生于河北省蠡县一个荒僻的小村。自小极喜绘画，常在祖父的戏班里画“戏子人”。因父亲病故而早辍学。为学画，他不惮流落、漂泊。然而，上天似乎有意眷顾这个苦命的孩子，他虽没有机会进入科班，但却巧遇名师——先是从赵望云学国画，再从韩乐然学西画，赵、韩二公均擅速写并传道授技于他。更巧的是，此后他复与司徒乔亦师亦友，其间切磋砥砺，其情其景虽闭目亦可想见。再后来，他成为军旅画家，自此有机会常往西北一带速写。慢慢地，速写对他来说已成习惯，而这习惯已经不单是练技与积累素材，那简直就是他感知生活的自觉，是他截住生活精彩瞬间的本能。
落实在《天山南北好地方》的插图里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原本紧裹动感的新疆细节，竟被他以极速手段钉在了纸页上。细看封面上的姐弟骑驴出行图，驴蹄的线条粗短有力，是踩在沙土路上的实在。人物衣袍的褶皱，是斜“挂”着的，像是毛驴儿一步一颠晃出来的效果，便是男孩腰间系带垂落的弧度，都现着身体摇晃的律动。那幅舞蹈图更见其真章，维族姑娘手臂高扬，线条不是直挺的，是带着颤劲儿的斜扫，是舞动带来的风把袖子吹得“突突”地晃；裙摆旋出的不规则圆圈，是刚刚转起来的那一瞬，我们甚或可以联想到，她脚下羊毛地毯上的细碎被裙摆扫起后发出的细微的窸窣声。
他速写的“准”，是万千遍磨练的真功夫
以前读《唐朝名画录》，朱景玄说吴道子在观看裴旻舞剑后作舞剑图，“奋笔俄顷而成，有若神助，尤为冠绝”，总觉得太过夸张，而今看过黄胄的这些插图，方信世间果真就有这等事。且黄胄的“快”，是眼里看准生活模样的本真，手里的笔就跟着快速走动，连风掠过衣料的痕迹都留在线条里。他速写的“准”，是笔不离手、万千遍历练的真功夫，他画人物也从不多费笔墨，却能准确把个性画出来。朝拜香妃墓的集市上，卖瓜老人的脸，只用几道深墨勾皱纹，是被日头晒了大半辈子的粗粝，眼窝那笔淡墨，是笑着的样子——不是那种刻意咧开嘴的笑，是刚好卖了个好价钱，嘴角自然翘起来的松弛；即将新婚的女青年，头巾用淡墨扫出边缘，像被微风轻轻掀起，露出半边脸颊，眉梢带着点羞怯，又有点好奇，是见了生人欲闪还盼的模样。这些形象，不是我们寻常所见的那种符号化的“民族形象代表”，倒像是黄胄在集市上聊过天、递过烟的真人，他用速写的“准”，把人的魂儿都勾进了笔墨里，让人觉得，那位卖瓜的老人下一秒就要递过一块切开的西瓜，说一声：“尝尝，甜不？”
用毛笔在宣纸上直接画速写乃是他的看家本领，当他把这本领与传统笔墨有机融合起来，看似没有规矩，但在《天山南北好地方》的插图中，却尽显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独特韵味。有着极高艺术鉴赏力的邓拓，对黄胄的画尝下以“纵情”二字断语，可谓只眼。他的画线条粗犷、遒劲却又不失灵动细腻，气势磅礴却笔墨淋漓，画“天山南北好地方”真是再合适不过。不是说画毛驴儿是他的“一绝”吗，但倘若没有这法子，毛驴儿的“脾气”何以画得出来？巴楚中途站服务员运水图里，头驴用浓墨压身，线条沉得发闷，那是负重前行劳累所致，耳朵耷拉着，那是老实干活的“老把式”姿态，它似乎在与身旁的小驴儿讲述故事，或传授经验罢？从小驴儿眼神可以看出，初时它或在抱怨路途的遥远，但听了“老把式”的讲述却又像受到鼓励一般乖巧；紧跟其后的，墨色虽稍淡一点，但却以飞白突出耳朵，表示它们被那一老一少的谈话吸引而竟忘记了劳累；驴背上的木桶更妙，桶沿扫出几道淡墨的水痕，那是因毛驴的步子欢快才荡溢出来——此端的画驴耶，画人耶？兴许我们已经不好作出判断了。线条上，黄胄把传统“骨法用笔”和速写的“纵情”拧在了一起。画人物长袍的褶皱，借鉴了白描“春蚕吐丝”的流畅，却在转折处多了点“毛糙”，不是刻意的规整，是布料裹着身体的自然；画去往巴扎的牧民的皮靴，线条粗得发沉，是走了长途的厚实，鞋尖磨白的地方用淡墨扫过，是常年磨损的痕迹。这线条，没有传统仕女画的纤巧，也没有山水画的轻灵，却显露着新疆人的厚道和实在。
用色也像新疆的太阳，烈得热情而直接，却不刺眼。姑娘的头巾是葱绿，一笔扫上去，像塔里木河边上带着露水的草，晶亮得晃眼；女人多彩的袍子，以及汉子扛在肩头的地毯，是叠着画的，像天山脚下五彩斑斓的花丛。初到哈密的人见到的应该不止哈密瓜，还有内地轻易吃不到的西瓜，碧野没写到这些，但这细节却让黄胄用插图补上了。那西瓜像是用浓墨加石绿画的，“啪”地铺在纸上，带着沙土地的热乎气，瓜纹用深墨加淡绿勾出，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新鲜；拉车的黄牛的“黄”，该是掺了赭石的罢。再看哈萨克族少年少女迎客的场景，马匹的黑，是饱蘸了浓墨又稍带些湿意的黑，跑起来时，鬃毛与马尾的墨色便有了轻重浓淡的层次，于是便用干、湿不同的笔，劈开后写意扫过，像被草原的风揉皱又甩开，每一缕都透着劲道儿；人物的衣色，也不是平平板板的，绿是草原上新生草叶的鲜绿，还带着些阳光晒过的暖调，紫是天空映在衣襟上的那种沉静又明亮的紫，头巾的红，更是像草原上盛开的花，鲜活又热烈。这些色都不是颜料管里挤出来的“标准色”，是黄胄亲眼所见、亲身感受的新疆的色，浓淡、深浅里都沾着草原的土，带着西北的风，尽显西域的魂。
能够“一招鲜”，说到底是一个“真”字
黄胄尝言君子之道：“我一开始就在生活里‘闹’，主要是画速写，边观察边画，边学边画，以后再学传统的东西。”这已经不是“学院派”的学问路子。而成就他“一招鲜”的关键，也许正是这种“野路子”。据《画家黄胄》里说，他很早就秉持“必攻不守”的信条，为彻底熟悉西域风情风物，曾多次到新疆体验生活。径直说，决定黄胄能够“一招鲜”的，说到底是一个“真”字，他是真见了，真懂了，真的就把自己放进了天山的土地里，没把自己当“画家”，当的是和彼地人们一样“过普通日子的普通人”。论将起来，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，正酝酿着如何从传统程式里走出来，如何画现实生活的问题。很多“学院派”中人画得“隔”，是因为站在远处看，把生活当了“题材”。黄胄不，他是把自己放进生活里，当参与者，速写变成了“日记”，画里的每一笔，都是他过日子的记录，是他心灵感悟的刻痕。时代也同样眷顾了这个勤奋、坚毅的人。到了二十世纪中叶，人们需要能看懂、能共情的艺术，是能让人想起自己日子的画，而不是挂在象牙塔里的“高雅玩意儿”。黄胄的插图恰好与这需求相适宜：他画的毛驴，是农民家里都有的；他画的巴扎，是赶大集时都见过的热闹；他画的马背上的少男少女，是牧民生活本真的体现。这些插图不用诠释，不用解读，普通读者一看就懂，一看就觉得真实。《天山南北好地方》的文字讲新疆的好，黄胄的插图就把“好”变成了具体的：甜的瓜，笑的人，憨的驴，奔跑的骏马和热闹的巴扎。这些看得见、“摸得着”的好，或可比文字更能让人记得牢靠。
黄胄在艺术上是清醒的、自觉的。他的清醒和自觉，就在于没有被所谓的“传统”和“现代”所约束。有说他的画不讲究，线条过粗，颜色太艳，不符合传统文人画的“雅”，也有说他画的人形体不准。但黄胄不屑这些，他只管用自己的“一招鲜”打自己的套路：传统的能用则用，不能用则弃之；速写的快、准和真，这些能让画“活起来”的绝活，他直至终老而不辍。把新疆的现实生活和速写笔墨揉进国画，没学谁，也没仿谁，而偏偏成就了一个独特的“黄胄”。
一滴水可见大海。黄胄以毛笔速写为核心的“一招鲜”，不仅在《天山南北好地方》的插图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，也让我们由此看到了许多。这些插图，不仅使一本书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，更在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中具有重要意义。他证明国画并非只能表现古典题材，同样可以生动地表现现实生活；证明传统笔墨与毛笔速写可以有机融合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这种艺术，如同一座桥梁，连接着传统与现代、艺术与生活，让我们看到了黄胄艺术的深度和广度。
吴冠中尝将钢笔速写用到《甘蔗林-青纱帐》插图中，黄胄却将毛笔速写引入《天山南北好地方》的插图里，允为异曲同工的艺术独创，而两贤并立，虽有不同处，却也难分高下。这不仅是他们个人艺术成长史上的标志，更是中国插图艺术史上的灿烂篇章。既为后来者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借鉴与启示，也更激励着当下的艺术家们深入生活、锐意创新，以新的精神面貌，新的插图艺术，开创出纸书之美的新天地。
文/群山
编辑/李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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